《此间的少年》是原名杨治的小说家江南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通过回忆其曾在北京大学的生活而写成的一部校园故事小说。它描述了宋代嘉佑年间，以北大为原型的“汴京大学”里年轻人们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乔峰、郭靖、令狐冲等人和现代的大学生没什么不同，早晨要跑操，懒觉睡不够，大一要扫舞盲，偷偷在远处注视自己心爱的姑娘。

　　著名作家金庸于2016年10月11日将江南告到了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下称天河法院)。金庸认为，江南的作品《此间的少年》对他所著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几部武侠小说构成侵权。因此，要求江南方面停止复制、发行小说《此间的少年》，封存并销毁库存图书;在中国青年报、新浪网刊登经法院审核的致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支付金庸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20万元;江南承担此案的诉讼费用。

　　历时近2年后，天河法院近日对查良镛(笔名：金庸)诉杨治(笔名：江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联合)、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精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广州购书中心)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天河法院认定，杨治未经原告许可在其作品《此间的少年》中使用原告作品人物名称、人物关系等作品元素并予以出版发行，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判决被告杨治、北京联合、北京精典、广州购书中心立即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出版发行小说《此间的少年》并销毁库存书籍;向原告查良镛公开赔礼道歉，并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被告杨治赔偿原告查良镛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188万元等。

　　案件审理过程中，天河法院围绕《此间的少年》是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四被告如何承担侵权责任、该案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数额如何确定这4个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

　　关于《此间的少年》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问题，天河法院认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是作品中作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即思想的表现形式，不包括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本身。脱离了具体故事情节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性格特征的单纯要素，往往难以构成具体的表达。《此间的少年》并没有将情节建立在金庸作品的基础上，基本没有提及、重述或以其他方式利用金庸作品的具体情节，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与空间背景下，围绕人物角色展开撰写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全新的故事情节，创作出不同于金庸作品的校园青春文学小说。且存在部分人物的性格特征缺失，部分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关系及相应故事情节与金庸作品截然不同，情节所展开的具体内容和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在此情况下，《此间的少年》与金庸作品的人物名称、人物关系、性格特征和故事情节在整体上仅存在抽象的形式相似性，不会导致读者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欣赏体验，二者并不构成实质性相似。因此，《此间的少年》并未侵犯原告所享有的改编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此外，对于原告以角色商业化使用权获得著作权法保护之主张，法院未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天河法院认为，本案中，金庸作品及作品元素凝结了其高度的智力劳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读者群体中这些元素与作品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具备了特定的指代和识别功能，具有较高的商业市场价值。虽然杨治创作《此间的少年》时仅发表于网络供网友免费阅读，但在吸引更多网友的关注后即出版发行以获得版税等收益，其行为已具有明显的营利性质，故杨治在图书出版、策划发行领域包括图书销量、市场份额、衍生品开发等方面与金庸均存在竞争关系，双方的行为应当受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杨治的作品《此间的少年》借助金庸作品整体已经形成的市场号召力与吸引力提高新作的声誉，可以轻而易举地吸引到大量熟知金庸作品的读者，并通过北京联合、北京精典的出版发行行为获得经济利益，客观上增强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同时挤占了金庸使用其作品元素发展新作品的市场空间，夺取了本该由金庸所享有的商业利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杨治于2002年首次出版时将书名副标题定为“射雕英雄的大学生涯”，将自己的作品直接指向金庸作品，其借助金庸作品的影响力吸引读者获取利益的意图尤为明显。因此，杨治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与文化产业公认的商业道德相背离，应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

　　近年来，同人作品逐渐兴起。同人作品，指的是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作品。而金庸诉江南案自2016年金庸起诉以来便一直备受关注，被业界称为“同人作品第一案”。该案的判决结果将对于我国同人作品的发展以及侵权认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